，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，战争过后总有利益调整的。就像中法战争刚结束的时候，在上海的洋人都觉得中国会趁着武力的胜利结果，收回租界的特权，于是大量的洋人抛售自己早租界的地产。这正是西方人惯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，因此中国跟英国人打仗赢了，收回英国手里的权利，输了英国扩大他们的权利，这在他们看来都是正常合理的，倒时只要中国答应不动他们的权益，他们就不会替英国人出头。
这次万县惨案是一个悲剧，同时也是中国人伸张权利的一次契机，中国人不能白死，当然万县人不死是最好的，可是那些人已经死了，如果他们的死能换取英国势力退出长江的话，也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
说句政治家不要脸的话，这真的是一次好机会，一次中法战争后最好的机会，中法战争不懂国际(其实是西方)外交传统的清政府，以自己的处事原则，本着宽大处理，息事宁人，宽以待人的态度，大方的给予了法国更多的权利，而没有收回法国人哪怕一丁点特权。这次机会赵泽勇却不会错过，他不是李鸿章，联省不是清政府。
所以决定下达后，赵泽勇再次找到岑春煊他们开会，他向与会的各个政要宣告了自己做的决定，以及军事部署，并且要求各个地方政要必须尽力配合军队的调动，各个地方的资源要向军队倾斜，协助军队的调动，军事物资的补给等等。
同时向各个政要表示了，这次虽然是一个悲剧，但是却也是一个好机会，联省应该抓住，底线要做到在联省范围内，取消英国人的一切特权。并且专门郑重的向岑春煊表示，自己做这些决定，并非是出于冲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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