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外套就带到了葬礼现场。
花团锦簇的台子中央放着二人微笑的黑白照片，两边直立的花圈上白纸黑字地写着“奠”。
不甚清晰的印象中，有着母亲和二伯母的哭声，父亲和二伯父都在抽烟，我和其他几个小辈都被母亲抓着手带在身边，却唯独不见养子堂哥的身影。
在那天下午，父母带着我去医院，我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堂哥。
我听到父亲问护士“请问陈波奇在哪个病房，我们是他的家属”的时候，才知道原来那个堂哥的大名是陈波奇。
这名字真奇怪。
我想着，觉得波奇就像是什么宠物的名字一样，只是迫于可能挨打的压力所以没有乱说。
病房不大，并排摆了三张白床，用蓝色的帘子做格挡，更显得拥挤，能通过的路只有病床脚和墙之间两人宽的走道。
他在靠窗的那个床上。
瘦高，没有生机，皮肤比以前黑了一些，闭着眼睛，鼻子上插着氧气罐，右手打点滴，左臂裹纱布。
和我最初印象中的那个疯狗一样的怪物似乎截然不同了。
过了两个月，他就来到了我们家。